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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9月25日晚，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國情講壇』第七講在公共管理學院報告廳開講。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蘇世民書院特聘教授王紹光就“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發展”主題發表演講。講壇由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主持。在現場演講整理稿的基礎上，王紹光教授又增補了大量信息，形成本文。

全文共計2.5萬字，分上下篇推出，今天推出上篇。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無論與哪個任何經濟體相比，無論拿什么尺度來衡量，這些成就都是輝煌的、值得大書特書。不過，中國過去四十年的個案是否證明，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一定會取得成功呢？恐怕未必如此。不管是在過去400年里，還是在過去40年里，很多國家、地區都進行過改革或者是開放，但是失敗的多，成功的少。由于時間有限，我這里只以兩個時期為例。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臨西方列強強大的軍事與經濟擠壓，很多國家都曾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希望實現現代化。在埃及，19世紀中葉，總督薩義德（Mohamed Said Pasha）開始進行土地、稅收、法律方面的改革，他創辦的埃及銀行，興建了第一條準軌鐵路。在奧托曼帝國在崩潰之前（1923年），它進行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改革。在伊朗，巴列維王朝的締造者禮薩汗（Reza Shah,1878-1944) 曾仿效西方，對伊朗進行一系列改革，包括興建伊朗縱貫鐵路，創辦德克蘭大學、進行國會改革等。在中國，清王朝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繼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后，又推出清末新政，改革涵蓋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文教等各個領域。上述改革開放都沒有成功。只有日本，明治維新后，它國力日漸強盛，走上現代化的道路。

在過去40年，1980年，土耳其宣布開始經濟改革。同樣在1980年，數個東歐國家已經開始進行經濟改革。在整個80年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喀麥隆、岡比亞、加納、幾內亞、馬拉維、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尼日爾、坦桑尼亞、扎伊爾）開始改革；印度也開始改革。1983年，印度尼西亞開始經濟自由化的改革。1986年，越南開始革新開放。1986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新思維”導向的全方位改革。80年代末，一批拉美與加勒比地區國家開始結構改革。到1989年、1990年，前蘇聯的15個加盟共和國已經東歐那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改旗易幟，徹底按西方模式轉型。上述這些改革有的比較成功（如越南）；有的經過多番試錯，才慢慢走上正軌（如印度）；大多數失敗了，有些還敗得很慘，比如東歐的某些國家。

圖一：中國與前蘇東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1985年=1）,數據來源：The Conference Board，Total Economy Database：Output, Labor and Labor Productivity,1950-2018，March 2018

圖一對比了中國與前蘇東國家的經濟增長態勢。如果以1985年為基點，到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增長了近7倍，對比這些國家，可謂是一騎絕塵。前蘇東國家中，表現最好的土庫曼斯坦，一個油氣資源排名全球第四、人口卻與深圳的寶安區差不多的國家。其余25個國家中，只有6個國家在這33年里人均GDP增長超過了兩倍。

圖二：中國與九國的經濟發展態勢（1985年=1）數據來源：The Conference Board，Total Economy Database：Output, Labor and Labor Productivity,1950-2018，March 2018

在圖一中，26個國家的增長曲線擠在一起，遮蔽了一些表現極差的國家。圖二，把9個這樣的國家摘出來，它顯示，與35年前相比，這些國家的人均GDP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其中4個國家的水平不升反降。最慘的是烏克蘭，2018年的人均GDP水平比1985年還低27%。如果用西方的標準，烏克蘭的改革開放恐怕是最激進的，既是市場經濟，又是民主政治，但下場居然如此悲慘。人類歷史上，經濟增長緩慢十分常見，但在這么長的時間里，經濟倒退這樣嚴重，恐怕十分罕見。難怪西方主流媒體不會告訴大家，按照他們的方案進行改革開放會帶來這樣的后果。

上面的對比揭示克一個簡單的事實：進行改革開放的案例很多，但成功的案例并不太多。很多人不假思索地以為，只要進行改革開放，就必然會帶來繁榮昌盛。這種想法其實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際上都缺乏依據。僅僅有所謂的改革開放，未必能夠達到富國富民的目的。問題是，除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外，還需要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才能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一個飛躍？

在我看來，改革開放要成功，必須具備兩類大前提。第一大類是堅實的基礎，包括政治基礎（獨立自主、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消除“分利集團”）、社會基礎（社會平等、人民健康、教育普及）、物質基礎（水利設施、農田基本建設、齊全完整的產業體系）。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前共和國的30年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關于奠基的重要性，不管怎么強調都不過分。但關于這個問題，我前不久在另一個場合專門講過，這里不再贅述。[1]

我今天要講的是第二類前提條件，就是要有一個有效政府，即具備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政府。原因其實蠻簡單，每一項改革都必然導致利益重組；越是激烈的改革，利益重組的廣度、深度和烈度越大，翻船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要應付這種局面，前提就是得有一個有效的政府，能夠掌控全局，調動各種各樣的方式來緩和、減輕隨利益重組而來的沖擊，克服各種各樣的抵制和阻礙；這樣改革開放才能成功。換句話說，我今天的論點是可以概括為一句話：經濟實現增長，除了改革開放以外還需要一個因素，就是具備基礎性國家能力的有效政府。

什么是國家能力？國家能力就是國家將自己的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的能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意志，即想辦成的事，但是要把意志變為行動、化為現實絕非易事，是相當難的；否則，世界上就不會有那么多麻煩。

什么是基礎性國家能力？經過多年的研究，我認為有七樣東西至關重要，即1）強制能力：國家要掌握暴力、壟斷使用暴力的權力；2） 汲取能力：國家要能夠從社會與經濟中收取一部分資源，如財政稅收；3）濡化能力：國家使得國人有共同的民族國家認同感，有內化于心的一套核心價值；此外，還有認證能力，規管能力、統領能力、再分配能力。關于基礎性國家能力，我已經在多本書籍與多篇論文中詳細討論，這里也不再重復了。[2]

改革開放、國家能力與經濟增長有什么關系呢？我希望從歷史上發生過的三個大分流說起：東方與西方的大分流，中國與日本的大分流，以及戰后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的大分流。

國家能力與東西大分流

“東西大分流”是指，東方與西方在很長時間里沒有什么差別，但后來西方逐漸崛起，最后稱霸世界（有人稱之為“歐洲奇跡”），[3]而東方卻一蹶不振，遠遠落到后面。關于東西方之間出現過一次大分流，歷史學家們似乎沒有什么爭議。有爭議的是分流發生的時間與原因。有些人認為，大分流發生在18世紀；而另外一些人認為，大分流發生的時間更早，至少在1500年、1600年就已經發生了。關于分流時間的爭議實際上就是關于分流原因的爭議。不過，不管持哪一種看法，大家也許都會同意，發生在18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才是真正的分水嶺。

我們應該看一看的是，在工業革命之前，歐洲是否發生過其它一些什么事情，而在東方卻還沒有發生？這些事情也許與工業革命有關聯，因為時間上的先后預示著邏輯上的因果。

回頭看，在工業革命（18世紀下半葉-19世紀）之前，歐洲已經發生了五件大事：軍事革命（16-17世紀）、財政-軍事國家的出現（17-18世紀）、大規模殖民主義（16-19世紀）、大規模奴隸貿易（16-19世紀）、稅收增長（17-20世紀）。這五件大事都反映國家能力的變化，而國家能力的增強很可能與工業革命的出現有關。

我們先看一個簡單的事實，在歐洲出現的近現代國家（即具有一定的強制能力與汲取能力的國家）之前，世界各個地區的狀況差不太多：經濟長期停滯，幾乎完全沒有什么增長。歐洲近現代國家開始出現以后（1500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經濟增長開始提速。起初的增長提速并不明顯，人均GDP年增長速度從1000-1500年間的0.12%上升到1500-1820年間的0.14%，差別只有區區0.02%。不過，隨著西歐那些國家的基礎性能力提高后，它們的經濟增速就逐漸加快了，從1820-1870年是0.98%，1870-1913年達到1.33%。20世紀上半葉，歐洲經歷了兩次大戰，增速下降到0.76%；二戰以后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增速高達4.05%。而中國在整個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人均GDP的增速很低，甚至是負數。兩相對比，大分流的態勢十分清楚。

表一：現代國家形成前后人均GDP增長速度

大分流也表現在人均GDP水平的變化上。按1990年國際美元估算，公元元年時，西歐的人均GDP是576，中國是450；到公元1000年的時候，中國還是450，幾乎沒變；但是歐洲下跌到427。這就是說，公元1000年的時候，中國比西歐整體上要稍微發達一點，因為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四分五裂，沒有什么像樣的國家。到16世紀開始的時候，西歐的人均GDP達到771，中國也上升到600。100年以后，中國與歐洲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因為中國還是600，西歐卻達到了889。再往后300年，東西之間的人均GDP差距形成巨大的鴻溝。這里的關鍵是，16-17世紀恰恰是歐洲近現代國家開始出現雛形的時候。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近現代國家沒有出現之前，歐洲與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樣，經濟幾乎不增長；而近現代國家出現之后，歐洲的經濟增長才開始提速，領先于全球。這絕非偶然的巧合！

表二：現代國家形成前后世界人均GDP

關于這一點，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思想家霍布斯（（1588年－1679年）看得很透徹。

“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攝服的時候，人們便處在所謂的戰爭狀態之下。這種戰爭是每一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4]“在這種狀況下，產業是無法存在的，因為其成果不穩定。這樣一來，舉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進口商品的運用、舒適的建筑、移動與卸除須費巨大力量的物體的工具、地貌的知識、時間的記載、文藝、文學、社會等等都將不存在。最糟糕的是人們不斷處于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中，人的生活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5]

他的意思很明白：一個有效國家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

亞當·斯密（1723年—1790年）生活的時代比霍布斯晚了一個多世紀。流行的理論告訴我們，亞當·斯密只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而強烈反對國家干預；但這是對他極大的誤讀。如果認真仔細閱讀斯密著作（如《國富論》第三篇與《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的話，就會發現，暴力始終是其關注的一個重點。在他看來，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之所以經濟停滯，是因為暴力盛行。一方面，在一個國家內，

“政府總是軟弱無力。經過好久之后，政府才能保護人民勞動的果實，使其不受附近人的侵犯。在人們感覺財產沒有安全保障隨時有被人掠奪的危險時，人們自然不想勤勞地工作。在這時候，不可能有大量財產的積聚，因為這時候懶惰人占絕大多數，他們依靠勤勞者以為食，把后者所生產的東西消耗掉”。

另一方面，在國與國之間，

“戰爭總是不斷發生，一個國家總是不斷侵略和掠奪另一個國家。私人財產現在雖然得免于附近居民的侵奪，卻又時常處在被外國敵人侵襲的危險中。在這種情況下，積貯資財的可能性也很小”。

暴力在斯密眼中是如此關鍵，以至于他概況道：

“就富裕的增進來說，再沒有比這更大的阻礙了”。[6]

據此，斯密得出結論，

“任何國家，如果司法體系不能正常運作，人們對其財產的擁有缺乏安全感，契約的履行缺乏法律的支持，國家的權威不能被用來強制有支付能力者償還債務，那么，那里的商業與制造業很少能夠長久繁榮”。[7]

換句話說，有效國家是斯密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只有在有效國家的保障下，市場才能運作；沒有一個有效國家，市場主體根本無法正常運作。

到亞當·斯密生活的年代，經過與封建諸侯長達幾個世紀的博弈之后，歐洲不少地方的絕對王權已經占上風。一位著名斯密研究者伊斯特凡?洪特（Istvan Hont，1947）這樣概況此后發生的事：

“對封建貴族權力的壓制帶來了強勢的中央政府，或者叫做絕對王權。這個變化幾乎與軍事革命同時發生，且帶來兩個后果。第一個后果是，歐洲崛起、稱霸全球。這也正是地理發現、擴張的時代，是歐洲殖民冒險的開端……由于地理發現與歐洲船堅炮利的技術優勢，它獲取了巨大的外部市場。最終的結果是經濟增長急劇加速”。[8]

上段話提到“絕對王權”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流行了很長時間，但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在1989年出版的《權力之基：戰爭、金錢與英格拉國家 1688-1783》一書中挑戰了這種提法，建議用財政-軍事國家（fiscal military state）替代。[9]哈佛歷史學家尼古拉斯·亨歇爾（Nicholas Henshall）在1992年出版的《絕對主義的神話：現代早期歐洲王權的變與不變》一書中也指出，“絕對主義”的提法相當誤導，同樣建議用財政-軍事國家替代。[10]因此，最近20年里，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開始使用“財政-軍事國家”來稱呼17-19世紀在歐洲出現的新型國家。

既然被叫做“財政-軍事國家”，這種國家至少具備兩種基礎性國家能力：強制能力（軍事國家）與汲取能力（財政國家）。用歷史學家李伯重的話說，“火槍加賬簿”就是早期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特征。[11]正是“財政-軍事國家”這種政治創新引領了西方的技術創新與經濟發展。

其實，“財政-軍事國家”更應該被叫做“軍事-財政國家”，因為從歷史發展的視角看，軍事革命在先，財政創新在后，最初是服務于軍事與戰爭的。“軍事革命”這個概念最初是由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羅伯斯（MichaelRoberts）于1956年提出的。[12]經過長達幾十年的辯論，大部分相關學者現在都同意羅伯斯的看法：在16-17世紀，西方發生了一場軍事革命：即在武器、組織、軍隊規模等方面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

這當然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軍事革命。另外一位英國著名軍事史學家杰弗瑞·帕克（GeoffreyParker）指出，上一次軍事革命是中國的秦始皇造就的，那場革命為一個持久的皇權體系奠定了基礎，使得它綿延兩千余年，沒有太大變化。西方發生的算得上是第二次軍事革命。在帕克看來，正如

“秦國的優越軍事組織使它得以征服整個中國；西方國家的優越軍事組織則讓他們得以統治整個世界，因為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崛起’取決于使用武力”。[13]

帕克的這句話說得十分直白。其它不少西方學者對暴力在西方崛起中的作用也直言不諱。例如，美國最著名的國家構建學者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其著作中會提出下面這個等式：

軍事化（Militarization）=文明（Civilization）[14]

另一位美國著名歷史學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有一本書的標題是《文明的尺度》，在他看來，衡量文明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開戰的能力（War-makingcapacity），而他討論開戰能力那一章的第一句話是：

“西方成為世界霸主最明顯的標志是1840年到1842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一支小型英國艦隊開進中國，威脅要切斷向北京運送糧食的大運河，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忍辱負重地作出巨大讓步”。[15]

莫里斯對過去6000年東西方的開戰能力進行了估算。從表三可以看到，從公元500年到公元1400年，東方的戰爭能力高于西方；但是16世紀以后，西方出現了軍事革命，其開戰能力開始超越東方；到18世紀以后，東西方的開戰能力差距已經十分巨大，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進入20世紀時，西方的開戰能力是東方的5倍，占據壓倒性優勢；那個時候，東方被西方打敗幾乎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表三：公元前4000年以來的東西方開戰能力對比

* 數據來源：IanMorris,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pp. 180-181.

莫里斯的估算并非憑空而來。在有數據可查的歐洲國家，軍事革命的一個表征就是軍隊規模的急劇膨脹。表四涵蓋5個歐洲國家，從中可以看到，從16世紀初到18世紀初，無論是這些國家的軍隊絕對規模，還是士兵占人口比重，都在快速上升。16-17世紀，西班牙是歐洲的霸主；18世紀，主角換為法國與英國。換句話說，在這幾個世紀，歐洲國家的強制能力都大幅提升了。

表四 歐洲國家軍隊的規模，1500年-1980年

* 數據來源：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p. 79.

發明火藥的是中國，最早的炸彈、火槍、火炮也出現在中國，比歐洲早幾百年，為什么軍事革命在歐洲率先出現，而不是在中國呢？也許起作用的因素很多，但一個很關鍵因素可能是戰爭的頻率。各國的歷史都是戰爭的歷史，但歐洲的歷史尤其血腥，幾乎是一個戰爭接著另一個戰爭。戰事頻繁就會促使當事國在武器創新、組織創新、軍隊規模擴大上下大功夫，從而帶來軍事革命。

有人根據史料繪制了圖三，其中深色線條代表中國，淺色線條代表歐洲。據分析，在1450-1550年間，中國戰事不多，軍事創新停頓；而同期西方戰事頻繁，大戰不止，激發軍事創新加速；到15世紀末，歐洲的火炮已優于中國。這一止一進，導致出現了第一次小型的軍事分流。1550年以后的兩百年間，東亞地區烽煙四起，迫使中國反過來向歐洲學習制作先進槍炮的技術，與歐洲國家形成軍事均勢；其間，鄭成功還打敗了不可一世的荷蘭殖民者，收復了臺灣。[16]但1760-1839年間，中國戰事少，軍事創新停頓，而歐洲戰火不斷，軍事創新突飛猛進，形成了第二次、更大規模的軍事分流。[17]軍事大分流的結果就是莫里斯提到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成為中國永久的恥辱。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經濟大分流的時點，或更具體地說，英國的工業革命的時點恰好發生在1760年到1820-1840年之間，與中西軍事大分流的時點幾乎完全吻合。這絕不是因為巧合，而是因為軍事革命造就了強制能力更加強大的現代國家，而具備強制能力的現代國家為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圖三：歐洲與中國的戰爭頻率，數據來源：Andrade,Tonio,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 6.

那么，強制能力具體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呢？從歐洲的歷史看，其作用表現在對內、對外兩方面。

對內，強制能力可以為當時的“改革開放”保駕護航，創造一個霍布斯、斯密期盼的和平內部環境。世界上最早的常備軍出現在16世紀的西班牙，它也是當時的世界霸主。如果細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會知道，雖然其第五篇第一章題為“論君主或國家的費用”，實際上論證的無非是：常備軍是現代社會的標志，因為

“有了好紀律的常備軍，一個文明國才能抵御外侮”。[18]

斯密在世時，世界上還沒有專業的警察。第一支專職警察隊伍于1829年誕生在倫敦，并很快普及到英美與許多歐洲國家，其根本使命是保護私有產權不受侵犯。[19]

對外，強制能力可以用來做三件事情。第一是掠奪海外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源；第二是打開海外市場；第三是培養管理人才。

掠奪海外資源的方式是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歐洲推行殖民主義歷時約400年，從15世紀初到19世紀末。最早推行殖民主義的是葡萄牙、西班牙，15-16世紀它們把魔爪伸向非洲、亞洲與新“發現”的美洲。17世紀的最初一兩年，英國與荷蘭分別建立自己的“東印度公司”；此后一百多年，它們與法國相繼建立海外殖民地，爭奪的重點是美洲。從19世紀中葉起，更多的歐洲國家參與對非洲與亞洲的爭奪，前者差不多被徹底瓜分，很多亞洲國家也淪為殖民地。

在歐洲崛起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大小歐洲國家都參與了殖民主義掠奪，包括北歐國家（瑞典、丹麥、芬蘭、挪威）。以比利時為例，其非洲殖民地的面積是比利時本土的80倍；其殖民過程造成剛果約1000-1300萬人死亡，占當地人口約一半左右；即使活下來，很多人都受到殖民者的砍手懲罰，因此斷手之人隨處可見，比納粹德國殘酷很多倍，今天卻很少有人提起。1897年，比利時開始利用在剛果攫取的錢投資中國，計劃讓剛果士兵進駐中國，把中國勞工運往剛果；還在中國買了幾個小島，命名為“剛果自由邦”（état Indépendantdu Congo）。在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有人驚奇地發現，其中一個居然是與剛果簽訂的1898年中剛《天津專章》，它規定剛果在華也享有治外法權。[20]當然，那時的剛果只不過是比利時的黑手套。據說，李鴻章會見比利時談判代表團時吃驚地說，“我還以為非洲人都是黑皮膚的”。在1901年參與鎮壓義和團運動后，比利時在中國天津建立租界，面積740畝，一直維持到1929年。[21]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中，馬克思曾引用威廉·豪伊特（William Howitt）的話說：

“所謂的基督教人種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種都無法比擬的”。[22]

依據大量19世紀的材料，在列舉殖民主義的斑斑劣跡后，馬克思本人一針見血地點明了殖民主義與資本原始積累的關系：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聚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證了銷售市場，保證了通過對市場的壟斷而加速的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里轉化為資本”。[23]

伴隨殖民主義而來的是大規模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最早進行奴隸貿易的正是最早推行殖民主義的國家：西班牙與葡萄牙從16世紀初就開始長途販賣奴隸；荷蘭、英國、法國緊隨其后，并把奴隸貿易的規模越做越大；后來，其它歐洲國家卷入奴隸貿易，包括丹麥、挪威等國。那時，在西方語言中，factory這個詞通常是指非洲沿海設立的奴隸貿易據點，還沒有工業生產場所的意思。[24]

在長達300多年的時間里，估計約有1200萬人從非洲運到美洲當奴隸，部分學者估算的數據更高；加上在航運與販賣過程中死亡的奴隸（約1000萬人左右），非洲人口損失可以高達3000萬。有學者估計，17世紀初，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比重是18%，但300年后，這個比重跌至6%；而在此期間，歐美的人口翻了好多翻。[25]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中，馬克思也談到奴隸貿易與原始積累的關系：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開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

他特別以英國商業重鎮利物浦為例，指出

“利物浦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26]

不僅是奴隸貿易，奴隸制也是工業革命率先在歐美爆發的重要原因。早在1944年，加勒比黑人歷史學家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就在《資本主義與奴隸制》中提出一個著名論點：

從英屬加勒比殖民地由奴隸種植的蔗糖與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獲得的利潤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初始資本，使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現代經濟體。直到制造業站穩腳跟、來自奴隸制的利潤與之相比不再那么確定之后，英國才開始倡導廢除奴隸制。[27]

威廉姆斯的觀點引發了長達幾十年的辯論。雖然從今天的角度看，他的研究方法看似不怎么先進，但迄今為止沒有什么像樣的歷史與經濟研究能夠推翻他的基本判斷。[28]

英國歷史學家羅賓·布萊克本（RobinBlackburn）1997年出版了《新世界奴隸制的形成》，對奴隸制與英國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詳盡的討論。他指出，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即英國工業革命的關鍵時期），與實行奴隸制的加勒比種植莊園進行貿易往來，對英國本土經濟發展起到的促進作用大于其它任何因素，無論是國內因素，還是國際因素。在此意義上，這個因素

“助力英國資本主義率先進入工業化，并在爭奪全球霸權方面超越其對手”。[29]

在大西洋的另一側，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奴隸制的關系更加直接。長期以來，在美國研究中有一個揮之不去的神話：奴隸制及其作用僅限于美國南方；而事實上，整個美國的工業起飛都與奴隸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最近一二十年的研究揭示了一些以前鮮為人知的事實：奴隸種植的棉花是美國最有價值的出口產品（由于紡織業是當時歐美各國的新興支柱產業，棉花對當時美國的重要性與石油對今天沙特阿拉伯的重要性不相上下）；奴隸的總市值超過美國鐵路與工廠價值的總和；美國蒸汽動力最集中的地方是遍布奴隸種植園的密西西比河兩岸，而不是新英格蘭的梅里馬克河兩岸（人們通常認為梅里馬克河沿線的紡織業在美國工業革命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南方種植園對奴隸的管理廣泛采取類似工廠的分組模式，且其規模普遍比北方企業大；美國早期的管理創新多源于分組與暴力相結合的種植園，而不是像艾爾弗雷德·錢德勒（Alfred Chandler）所說的那樣源于鐵路；與販奴相關的海事保險與奴隸人身保險對美國保險業的早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以奴隸與他們的子女為抵押品的貸款與再貸款對美國銀行業的早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一切都意味著，空間距離并未將奴隸制的受惠者僅限于南方的莊園主；恰恰相反，奴隸制為羅德島的紡織廠提供了棉花，為紐約的銀行帶來了的財富，為麻省的制造商創造了市場，為康涅狄格州的城市（如橋港 Bridgeport）建設進行了投資，為運輸、銷售南方農產品和北方工業品的商人帶來了源源不斷的生意；總而言之，奴隸制對當時美國經濟發展的貢獻無論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美國內戰打響前幾年，南方雜志《狄波評論》（ De Bow'sReview ）刊載的一篇題為“北方與南方”的文章，會把奴隸制稱之為“北方繁榮的奶娘”;[30]為什么《棉花帝國》的作者、美國資本主義史的研究者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rt）會將自己編輯的一本有關美國經濟發展史的新書命名為《奴隸制的資本主義》，并得出結論：

“美國的奴隸制深深鑲嵌在美國資本主義的DNA上”。[31]

如果將時空視野進一步放寬，就會看到，奴隸貿易與奴隸制把非洲、加勒比、拉丁美洲、北美、英國、以及整個歐洲都聯成一體，進而與中國也發生了關系。

“奴隸在美洲開采的白銀首先為歐洲各帝國提供了進入中國市場、并換取來自中國消費品的機會；奴隸種植的農產品使英國有可能逃避對其人口增長的環境限制，從而取代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正如彭穆蘭所說，英國之所以能夠打破‘馬爾薩斯陷阱’，是因為美洲種植園生產的蔗糖與棉花為其人口提供了卡路里和纖維”。[32]

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改變人類歷史的工業革命會首先發生在英國，為什么歐洲的軍事革命、殖民主義、奴隸貿易、奴隸制會導致東、西方之間會出現所謂的“大分流”。歐洲國家當時為什么會如此不擇手段地發展經濟呢？一位英國議員斯塔普雷頓（Mr. Stapleton）在1873年向其選民說的一段話充分表達了歐洲人的緊迫感：

“如果中國成為一個大的制造國，那么歐洲的勞動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們競爭者的水平，否則，我真不知道他們怎樣才能贏得競爭。”[33]

東、西大分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也遂了西方人的愿。

除了掠奪資源外，西方殖民主義者還依仗船堅炮利而在全球范圍四處橫行，搶占市場。曾在北美與南美參與殖民擴張的英國冒險家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Raleigh, 1554-1618）根據自己的親身經驗，告誡伊麗莎白一世女王：

“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貿易；誰控制了世界貿易，誰就控制了世界的財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34]

據說，這句對女王產生了巨大的觸動，使其海外殖民的野心急劇膨脹，開始注重海軍艦隊的建設、并特許更多、更大規模的私人公司在海外進行殖民掠奪。為此，英國在1600年底建立的東印度公司，作為其在印度、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推行殖民主義掠奪政策的工具。從十八世紀中葉起，該公司擁有軍隊和艦隊，形成巨大的軍事力量，靠武力完成了對印度的占領，獲得了對印度實行殖民統治的權力，操縱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管理職能，更不要提對印度貿易的壟斷。

由荷蘭政府建立的東印度公司比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晚兩年成立，也是一家擁有自己的軍隊與艦隊、可以發行貨幣、可以與相關國家訂立正式條約、對占領土地（如印度尼西亞、馬六甲、中國臺灣）實行殖民統治的暴力集團。曾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之初兩度出任印度尼西亞總督的簡·皮特斯佐恩·科恩（JanPieterszoon Coen）以冷酷無情著稱，其基本信條是：暴力乃獲取利潤之必要條件。他在1614年給十七人委員會（東印度公司的決策中樞機構）的信中直言不諱地說：

“閣下們，根據經驗，各位應該知道，只有諸位掌控的武器才能為驅動和維持與亞洲的貿易提供保護，而這些武器則必須由貿易的利潤來支付。也就是說，沒有戰爭就無法進行貿易，反過來，沒有貿易也無法進行戰爭”。[35]

有了武力作后盾，這兩家公司的觸角伸向哪里，它們就把市場拓展到那里；如果本地人不愿與之往來，它們就用槍炮轟開市場的大門，并把不公平的貿易“規則”強加給對方。鴉片戰爭就是它們開拓市場方式的范例。強買強賣為這兩家公司以及英國和荷蘭帶來了巨大的商業利益，讓它們掙得盆滿缽滿。于17世紀下半葉活躍與倫敦金融城的商人兼政客、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托馬斯·帕皮隆（Thomas Papillon）在1696年出版過一個著名的小冊子，題為《東印度的貿易是對王國最有利的貿易》；這個標題足以說明英國東印度公司對英國的重要性。[36]而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其巔峰時期曾有7萬雇員（其中五分之一是雇傭兵），據估算其市值相當于今天的7.4萬億美元，是蘋果公司市值的近八倍，被人稱之為有史以來市值最高的公司。[37]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荷蘭稱作“第一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國家，“十七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在相當長一個時期里，它

“幾乎獨占了東印度的貿易及歐洲西南部和東北部之間的商業往來。它的漁業、海運業和工場手工業，都勝過任何別的國家。這個共和國的資本也許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資本總和還要多。”[38]

馬克思對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描述也實在讓人瞠目結舌：

“英國東印度公司除了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而印度的沿海航運和各島嶼之間的航運以及印度內地的貿易，卻為公司的高級職員所壟斷。對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成了財富的取之不盡的礦藏。這些職員自定價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總督也參與這種私人買賣。他的寵信們是在使他們這些比煉金術士聰明的人們能從無中生出金來的條件下接受契約的。巨額財產象雨后春筍般地增長起來，原始積累在不預付一個先令的情況下進行”。[39]

除了英國與荷蘭外，設立東印度公司的還有丹麥（1616-1772）、葡萄牙（1628-1633）、法國（1664-1794）、瑞典（1731-1813）、奧地利（1775-1785）。除了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以外，歐洲列強還按地域設立了其它很多形形色色的特許公司，它們都是推行殖民主義、為母國開拓海外市場的工具，而不是純粹的商業實體。

簡而言之，從歐洲發生軍事革命后，列強各國便在掠奪海外資源的同時，不擇手段地拓展海外市場。

“由于遠洋貿易巨大的成本和安全風險，歐洲商人集團的遠洋探索和全球貿易都是‘武裝貿易’”。[40]

難怪這個時期在歐洲被人稱作“英雄商業時期”（Age of HeroicCommerce）。到18世紀末，歐洲列強已開辟了大片的海外市場，

“從而為引爆工業革命奠定了決定性的基礎。沒有世界市場，就不可能有工業革命。”[41]

除了需要資本、其它資源、市場之外，發展經濟還需要相關人才，如企業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在這方面，軍事組織（國家的常備軍與私人雇傭軍）與國防工程也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軍事組織與經濟組織都是較為大型的人類組織，其運作方式具有不少的共性。其實，Company這個詞最初是指“一群士兵”，只是后來才被用來指稱商業公司。同樣，entreprendeur這個詞出現于14世紀，但在整個16-17世紀，它主要用來指稱政府工程承包人，尤其是軍事要塞或公共工程的承包人。[42]在16-18世紀，歐洲各個政治體之間戰爭不斷，那時規模較大的社會組織不是經濟實體，而是軍事實體。組織戰事的人往往具有冒險精神、敢于承擔風險，還知道如何進行遠距離運作，這些都與所謂“企業家精神”暗合。一直到今天，各國還有人說，軍隊是培養企業家最好的學堂。更何況，當時的很多組織的性質是混雜的，既是商業組織，同時也是軍事組織，如各種軍事化的海外壟斷性貿易公司。此外，戰爭本身也創造了各式各樣的商務機會，例如大小規模的軍品生產，陸軍與海軍的補給，建造戰艦與堡壘的承包商與分包商，跨國銀行服務，以及尾隨軍隊、提供服務的商販等等，這些生意的經營者往往與軍隊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很多現職與退役的士兵與軍官可以利用自己在軍隊獲取的組織能力，游走于軍隊與公司之間，變為叱咤商海的企業家。在這個意義上，軍事革命創造一種環境，使得軍人中走出一批又一批企業家與公司經營者、管理者。歷史研究也發現，那時

“企業家通常出現在商人或軍隊之中。軍事領導人特別合格，因為戰爭經常是出于經濟原因而進行的。 在戰斗中設計并執行成功戰略的指揮官們往往承擔了相當大的風險，但也可以從中獲得可觀的經濟利益。”[43]

資本、資源、市場、人才、技術在英國與歐洲各國的崛起過程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的角色。關于英國與歐洲各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一般的教科書會抽象地談到這些因素的作用，完全剝離了這些因素與暴力的內在關系。然而，上面的分析告訴我們，這些毫無色彩的抽象名詞實際上都是以暴力或國家強制能力為基礎的。斯坦福大學的印度裔英國史教授普里亞·薩提亞（Priya Satia）在2018年出版了一本新書，其書名就清楚點明了暴力與工業革命的關系：《槍炮帝國：暴力造就工業革命》。[44]這當然不是新觀點，布萊克本在《新世界奴隸制的形成》的最后一段話中也總結道：

“英國工業化的道路之所以平順，是因為它會毫不猶豫地、無情地使用暴力開路”。[45]

這讓我們不得不感嘆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的精辟見解：英國與歐洲各國發展經濟的一些做法

“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46]

不管作不作道德上的判斷，馬克思這段話點明一個簡單的事實：強制能力較強的國家在經濟起飛的關鍵時刻可以領先一步。

不過，強制能力或對暴力的壟斷必須有財力支撐；強制能力的增強也需要國家的汲取能力相應增強。伴隨著16-17世紀展開的軍事革命，各國軍隊的規模變得越來越大，組織的方式變得越來越復雜，戰場涉及的空間范圍也擴張到全球，這一切都使得戰爭的費用急劇攀升。為了支撐戰爭（因為戰爭是有利可圖的），就需要國家增強其汲取能力，或更直白地說，政府必須要用財政金融工具來為軍隊的運作籌錢。當然，反過來軍事競爭也可以倒逼財政、金融手段的進步，讓政府學會如何籌錢。關于汲取能量的重要性，早在16世紀，現代國家剛剛萌芽之時，被視為現代政治學之父的法國思想家讓·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就已經認識到了，他在幾本著作中談及稅收與戰爭問題，[47]其名著《共和六書》中有句名言：

“財源即國家之神經”。[48]

這句話此后不斷被人引用，尤其是在17-18世紀，當軍事革命突飛猛進、殖民主義開始席卷全球的時候。

比博丹晚半個世紀的霍布斯對戰爭與稅收也非常關心，他在英國內戰前后出版的多部著作都涉及稅收，[49]而且他只要談起稅收的必要性，幾乎無一例外都會提及戰爭：

“主權者針對人們資產征收的稅款只不過是主權者維護和平、提供防務的代價。”[50]

“關稅與貢賦只不過是對那些武裝起來、守護我們的人進行的獎賞，因為分散的個人無論付出多少精力、作出多大努力，也無法抵御敵人的入侵。”[51]

“主權者強加在人們頭上的稅收只不過是種工資，付給那些手持公共之劍、為各行各業保駕護航的人”。[52]

回顧17-19世紀的歷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軍事需求強有力地推動了歐洲各國逐步建立起更為發達的財政體制。蒂利對此的概況十分到位：

“在這個千年（公元990-1992年間），戰爭是歐洲國家最重要的活動。國家預算、稅收、債務反映了這個事實……戰爭把歐洲的民族國家交織在一起，戰爭準備創造了各國國家機器的內部結構……隨著國家武裝起來，它的汲取能量大幅攀升”。[53]

當國家同時在強制能力與汲取能力兩方面發力時，演變的結果就是所謂“財政-軍事國家”，亦即那些能夠通過稅收和其他的財政創新手段保障大規模戰事進行的國家。財政-軍事國家在17世紀至19世紀之間征服了世界各地的大片土地，成為了全球霸主，可見汲取能力有多么重要。

談到汲取能力時，往往有人會認為，它是經濟增長的副產品，只有經濟先增長，汲取能力才能加強，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條件。不錯，經濟強，汲取能力很可能也強。例如，在19世紀以前，荷蘭曾是經濟的火車頭，被人稱作“第一個現代經濟”。[54]它的人均稅收在整個17-世紀比任何國家都高，比英國也高出一倍至數倍；這種情況延續到18世紀，它的人均稅收仍然比英國高30%-70%。[55]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經濟先行增長，汲取能力才有可能加強，前者未必是后者的必要條件。事實上，汲取能力本身完全可能先行增長，帶動經濟增長隨后而來。以英國為例，在光榮革命以后，它的財政稅收（以人均上交白銀的重量公克計算）明顯上升，從1650—1659年的38.7公克上升到1700—1709年的92公克，到第一次工業革命的高峰期（1820—1829年）達到315公克。而同期，經濟增長并沒有這么快，稅收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經濟增長速度。據估算，1688-1815年間，英國的GDP增長了3倍，但實際稅收增長了15倍。法國不遑多讓，1650-1899年間，人均GDP增長了2倍，但人均稅收增長了33倍。[56]其它歐洲國家的情況也差不太多，人均稅收都翻了很多番，只是有些國家（英國、法國、普魯士、奧地利）的汲取能力比別的國家（奧斯曼帝國、俄國、西班牙、荷蘭）增強的速度更快（見表五）。可見，國家汲取能力并不是經濟增長的簡單副產品。人均稅收水平提高，這些國家的稅收總水平當然也相應大幅提高。

表五：人均年稅收（公克白銀），1500-1909

* 數據來源：The European State Finance Database，“Nine-year moving averages of totalrevenue per capita in England, 1490-1815 (in constant prices of 1451-75)”，http://www.esfdb.org/Table.aspx?resourceid=11287

當時中國的情況卻完全不同。與英國與歐洲各國相比，滿清的汲取水平很低，且沒有提高。據估計，清代中央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在康熙時期(1662-1722)約為3500萬兩，在雍正時期(1722-1735)約為4000萬兩，在乾隆時期(1736-1795)約為4300-4800萬兩，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鴉片戰爭之前。各級政府的財政總收入大概在6000-8000萬兩之間擺動。考慮到這是人口快速增長的時期，清代人均財政收入不僅沒有增長，反倒是持續下滑的。[57]傅瑞斯(Peer Vries)估計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的稅收不會超過3億兩白銀，這是非常高的估計，遠高于其它學者的估計，如張仲禮、李中清、王國斌、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歐立德(Mark Elliott)等。與當時的英國相比，這個數字卻實在太低：3億兩約為110億公克白銀，而中國當時的人口已達3.5-3.6億，即人均稅收是約30公克白銀，相當于英國的一個零頭，比其它歐洲列強也低得多。[58]

現在已有一批研究表明，國家能力與經濟的早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59]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經濟史學家帕特里克·奧布萊恩（Patrick O’Brien）2011年的研究發現：1815年以前，因為英國具有對外維護自身安全、對內維持秩序與產權的國家能力，它得以促進投資與國際貿易，成為第一個工業國家。[60]作為反面的例證，毛里西奧·瑞尼茨門（MauricioDrelichman）與漢斯-約阿希姆·沃斯（Hans-Joachim Voth）2014年出版的專著發現，由于有意外之財（來自美洲的白銀收入），西班牙沒有在加強汲取能力方面作出努力，導致這個曾經的霸主于17世紀逐步衰落。[61]兩位荷蘭學者的研究也發現，不平衡的汲取（（過于依賴一個省的財政收入）造成汲取能力不足，導致荷蘭共和國防衛能力下降，最終導致它于1795年被法國消滅。[62]圖四顯示，在東西方之間出現大分流的時代，國家汲取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

圖四：國家汲取能力與經濟發展水平，1650-1913年，圖片來源：Mark Dincecco, “The Rise of EffectiveStates in Europe,” The 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 Vol. 75, No. 3 (September 2015), p. 910

這類觀察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造成東西方大分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能力的強弱。荷蘭學者傅瑞斯認為：近代早期之所以會出現“東方的衰敗”和“西方的繁榮”，其根本原因就

“在于國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63]

華裔學者孫隆基也認為：

“中國未能成為近代世界經濟的帶頭羊，乃因為它沒能變成一個戰爭財政國家 [即財政-軍事國家]”。[64]

劍橋大學的韓裔政治經濟學教授張夏淮有一本書的標題是“踢開梯子”，說的是，發達國家昔日借助某些梯子爬到了今天的高度，現在卻一腳把梯子踢開，轉而向發展中國家兜售所謂“好制度”、“好政策”。[65]在歐美各國的經濟發展初期，戰爭刺激它們強化了自己的國家能力，較強的國家能力轉而幫助這些國家攫取了“第一桶金”。國家能力就是發達國家用過的梯子；現在它們卻把這把梯子隱藏起來，讓發展中國家按它們說的做，而不是按它們做過的做，是徹頭徹尾的偽善。[66]今天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切不可上當。

『國情講壇』第七講現場

（待續）

[1]王紹光：“奠基與延續：中國道路的世界性意義”，《東方學刊》創刊號（2018年9月），第1-7頁。

[2]王紹光、胡鞍鋼，《中國國家能力報告》（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胡鞍鋼、王紹光，《第二次轉型：國家制度建設-(增訂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

[3] Eric Jones, The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4]霍布斯（黎思復、黎廷弼譯），《利維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99頁。

[5]霍布斯，《利維坦》，第99-100頁。

[6]亞當·斯密（陳福生、陳振驊譯），《關于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232-233頁。

[7] Adam Smith, TheWealth of N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N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 1227. 《國富論》中譯本對這段話的翻譯似乎不夠準確。

[8] Istvan Hont, Politicsin Commercial Society: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Adam Smith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13.

[9] John Brewer, The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 Nicholas Henshall, The Myth of Absolutism: Change & Continuity in Early ModernEuropean Monarchy (London, Longman, 1992).

[11]李伯重，《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第392頁。

[12] Michael Roberts, The Military Revolution，1560-1660: An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Belfast: M. Boyd, 1956).

[13] Geoffrey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4.

[14] 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 1990 (Cambridge, MA: Wiley-Blackwell,1992), p. 122.

[15] Ian Morris, The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3.

[16]歐陽泰Andrade, Tonio（陳信宏譯），《1661，決戰熱蘭遮：中國對西方的第一次勝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

[17] Andrade, Tonio,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5-7.

[18]亞當·斯密（唐日松譯），《國富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五篇第一章。

[19] Sam Mitrani, The Rise of the Chicago Police Department:Class and Conflict, 1850-1894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3).

[20]高放，“近現代中國不平等條約的來龍去脈”，《南京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

[21] 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Africa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9).

[22] William Howitt, Colonization and Christianity: 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Treatment ofthe Natives by the Europeans in All Their Colonies (London: Longman, 1838),P. 9.

[23]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2頁。

[24] 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 eds., Slavery’s 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Press, 2016), p. 11.

[25] Paul Adams, Erick Langer, Lily Hwa, Peter Stearns,and Merry Wiesner-Hanks, ExperiencingWorld History (New York: NYU Press, 2000), p. 334.

[2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8頁。

[27]也就是說，英國廢除奴隸制的主要原因不是出于人道主義，而是因為英屬加勒比地區制糖業的衰落。Eric Eustace Williams, Capitalism & Slave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Carolina Press, 1994).

[28] Selwyn H. H. Carrington, “Capitalism & Slaveryand Caribbean Historiography: An Evaluation,”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History, Vol. 88, No. 3 (Summer,2003), pp. 304-312.

[29] Robin Blackburn,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1492-1800 (London: Verso, 1997), p. 572.

[30]轉引自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 eds., Slavery’sCapitalism: A New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6), p. 2.

[31] 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 eds., Slavery’s Capitalism, p. 3.

[32] Sven Beckert and Seth Rockman, eds., Slavery’s Capitalism, p. 8.

[33]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59頁，注53.

[34]轉引自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son,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1494–199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88),p. 7. 在17世紀中期，雷利這種說法后來被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 1620-1706）抄襲、改造，流傳得更廣。

[35] Stephen R. Bown, Merchant Kings: When Companies Ruled the World, 1600—1900 (New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10), pp. 7-56.

[36] Thomas Papillon, The East-India-Trade A Most Profitable Trade to the Kingdom(London, 1696).

[37] Jeff Desjardins, “The Most Valuable Companies ofAll-Time,” http://www.visualcapitalist.com/most-valuable-companies-all-time/December 8, 2017,

[38]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2頁。

[39]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20頁。

[40]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七章第一節。

[41]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七章第一節。

[42] Robert F Hébert and Albert N. Link, A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 (Routledge,2009), p. 5.

[43] Robert F Hébert and Albert N. Link, A History of Entrepreneurship(Routledge, 2009), p. 5.

[44] Priya Satia, Empireof Guns: The Violent Making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Press, 2018).

[45] Robin Blackburn, The Making of New World Slavery: From the Baroque to the Modern,1492-1800 (London: Verso, 1997), p. 573.

[46]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9頁。

[47] Martin Wolfe, “Jean Bodin on Taxes: TheSovereignty-Taxes Paradox,”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3, No. 2 (Jun.,1968), pp. 268-284.

[48]轉引自Rudolf Braun, “Taxation,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tate-building:Great Britain and Brandenburg-Prussia,"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Europ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43.

[49] Dudley Jackson, “Thomas Hobbes' Theory ofTaxation,” Political Studies, Vol.21, No. 2 (June 1973), pp. 175-182.

[50] Sir William Molesworth, ed., The English Works of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London, John Bohn, 1839-45), Vol. IV, p. 164.

[51] Sir William Molesworth, ed., The English Works of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London, John Bohn, 1839-45), Vol. II, p. 159.

[52] Sir William Molesworth, ed., The English Works of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 (London, John Bohn, 1839-45), Vol. III, pp. 333-334.

[53] Charles Tilly, Coercion,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 – 1990 (Cambridge: Wiley-Blackwell,1992), pp. 74, 76, 82-83.

[54] Jan 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1997).

[55]歐洲各國稅收歷史數據庫，https://ata.boun.edu.tr/sites/ata.boun.edu.tr/files/faculty/sevket.pamuk/database/a-_web_sitesi.xls

[56] Mark Dincecco, “The Rise of Effective States inEurop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75, No. 3 (September 2015). pp. 907-908.

[57] Peer Vries, “Public finance in China and Britainin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LSE Working Papers No. 167/12, 2012, http://eprints.lse.ac.uk/45563/1/WP167.pdfpp. 18-19.

[58] Peer Vries, State, Economy and the GreatDivergenc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680s-1850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2015), pp. 94-98. 又見S. A. M. Adshead, China in WorldHisto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0), pp. 245-247.

[59] Mark Dincecco, “The Rise of Effective States inEurop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 75, No. 3 (September 2015), pp. 901-918.

[60] Patrick O'Brien, “The nature and historicalevolution of an exceptional fiscal state and its possible significance for theprecocious commer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fromCromwell to Nelson,” The Economic HistoryReview, Vol. 64, No. 2 (2011), pp. 408-446.

[61] Mauricio Drelichman, Hans-Joachim Voth, Lending to the Borrower from Hell: Debt,Taxes, and Default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14).

[62] Jan Luiten van Zanden and Arthur van Riel, The Strictures of Inheritance: The Dutch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04).

[63] Peer Vries, State,Economy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1680s-1850s(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5), pp. 94-98.

[64]孫隆基，“中國在近代全球經濟中的角色”，2015年12月21日，http://www2.scut.edu.cn/economy/2015/1221/c1805a31351/page.htm

[65]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2002). 這本書的中譯本書名為《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

[66]張夏淮另一本書的中譯本題為《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